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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高分項”失利,廣州缺的是什么?

    疫情使尚未喘息的廣州外貿雪上加霜——今年1-2月,廣州進出口增速為-7.58%,其中,進口大幅下降15.74%。回看年初,廣州發布的“建設外貿強市三年行動方案”,目標是到2022年外貿規模達到1.1萬億元,占全國比重保持在3.3%以上。重壓之下,廣州如何扭轉局勢?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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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攝圖網

    到今天上午8點,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191萬例。對外貿城市而言,“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之外,還面臨著另一重考驗——受疫情影響,今年一季度中國出口同比下降11.4%,進口下降0.7%,貿易順差983.3億元人民幣,減少80.6%。

    廣州是被關注的焦點之一。截至4月13日24時,廣州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23例、境外輸入關聯病例16例。

    以外貿立市,廣州正面臨著增長乏力的問題。去年,廣州進出口總額為9995.81億元,增速僅為1.9%,其中,出口額下降6.2%,在全國排名下跌至第六,被寧波趕超。

    疫情使尚未喘息的廣州外貿雪上加霜——今年1-2月,廣州進出口增速為-7.58%,其中,進口大幅下降15.74%。

    回看年初,廣州發布的“建設外貿強市三年行動方案”,目標是到2022年外貿規模達到1.1萬億元,占全國比重保持在3.3%以上。

    重壓之下,廣州如何扭轉局勢?

    流動

    廣州市長溫國輝在兩天前舉行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廣州在住的8萬多外國人中,有5萬多尚未返穗。

    “廣州對外交往歷史悠久,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貿往來延綿2000多年,是我國歷史上唯一沒有關閉的通商口岸。”

    對于很多外籍人士而言,廣州是來中國淘金的熱門地點。截至去年底,廣州在住外國人共86475人。其中,韓國8048人,日本6128人,印度5776人,美國5268人和俄羅斯3458人,非洲國家人員共13652人。

    他們構成了廣州的國際化,也是大多數城市望塵莫及的“標桿”。這組數字背后對應的每個人,都是這座“千年商都”走向世界的重要參與者。

    回看歷史,外貿政策的變化對廣州外籍移民有著直接影響。

    華南師范大學旅游管理學院的蔡曉梅等人曾梳理出三個外籍移民大量涌入廣州的時間節點,前兩次剛好對應了上世紀90年代《對外貿易法》《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的頒布,2001年全面降低關稅、調整產業結構的外貿新政。

    到2008年開始,外籍人員在廣州逐漸形成動態平衡的趨勢。此時的廣州,在中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一系列政策,以及跨境電商和服務貿易的發展下,“國際移民城市地位逐漸形成”。

    大量因加工貿易而生的電子產品、輕紡織品、五金產品和家用電器以及建筑材料生產商,為外籍商販提供了一條“致富”渠道——在三元里抑或瑤臺村,到廣州“淘金”的外籍商人和遍地開花的本地商鋪一道,構成了具有廣州特色的商業生態。

    然而,近幾年這種流動性正在減弱。中山大學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鳴指出,2014年廣州市常住非洲人口約1.6萬人,到2015年該數據下降至約1.1萬人,兩年內減少了5000人。

    他們大都因亞洲金融危機而從東南亞、香港等地來到廣州,并參與造就了新的產業生態。如今,原有生態不再,他們便再度轉移到佛山、義烏等地。

    困局

    周大鳴認為,這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廉價商品優勢日益減少有關。

    以廣州為“龍頭”的廣東外貿,早已拉起“騰籠換鳥”的大幕。數據顯示,2006年廣東加工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長13.9%,而到2016年,該數值已經過連續多年負增長,下降到-4.6%。

    具體到廣州,去年,廣州在商品進口額增長12.7%的同時,出口額大幅下降6.2%至5258億元。據寧波統計局發布消息,廣州該數值被寧波追趕,在全國城市中下滑一位至第六位,前四位分別是深圳、上海、蘇州和東莞。

    這是自上海首次打破廣州在全國進出口龍頭地位后,出口又一次被長三角城市反超。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江指出,在新的國際條件下,中國外貿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去年,東盟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據廣州海關發布的數據,去年廣州與美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同比下降16.8%,被東盟、日本反超,而在2018年,此為廣州進出口增長的動能之一。

    “中國的外貿中心正在從珠三角向長三角轉移。”林江認為,以美國為傳統進出口大國的珠三角成為新條件下的直接影響者,而長三角由于和歐洲等地的經貿往來更為密切,卻因此迎來利好,直接表現是寧波對廣州的反超。

    上周,號稱“中國第一展”的廣交會宣布將延期線上舉辦。作為傳統外貿企業獲取訂單的重要載體,廣交會的年成交額從2011年頂峰時期的747.6億美元下降至2015年的550.66億美元,而在2019年,其年成交額也僅有590.18億美元。

    去年廣交會召開時,甚至有本地人感嘆,“如果不是嚴重堵車,都沒意識到今天是廣交會第一天。”很難想象,在60年前,廣交會的金字招牌,曾是中國外貿品牌走出世界的第一窗口。

    林江的感受是,廣州外貿變化不多,很難出新意。反觀長三角,特別是浙江,走的是先內銷再出口的道路,本土品牌有在國內的試錯窗口,出口也不至于依賴于某個國家、有更大的靈活性。而廣州由于加工貿易的歷史擔子,想像長三角一樣具有更高自主知識產權的外貿招牌產品,更為不易。

    定位

    “廣州原來非常清晰、唯一的戰略性定位變得模糊。”早在兩年前,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曾表示,作為全國對外貿易的重心口岸和對外貿易的中心城市,廣州在全國的貿易地位已遠不如前。

    與杭州的競爭曾一度讓廣州深陷“中年危機”的質疑聲。其中,不乏有關外貿的插曲——林江記得,作為廣州誕生的互聯網公司,網易在“北漂”多年后,再遷址時并未急著回歸廣州,而是與杭州“一拍即合”。被認為本可能誕生在廣州、與阿里實現錯位競爭的嚴選項目,就是在這個時期孵化出來。

    人們至今仍在反思,在傳統“高分項”外貿上,廣州究竟缺的是什么?

    讓林江感受頗深的是,廣州在外貿發展上,極易困在歷史的成績中。在他印象中,若干年前當地在進行有關外貿的宣傳時,仍然從晚清十三行開始講起。“不是說歷史不重要,歷史是廣州外貿的立足點。”林江說,“但是歷史帶來了包袱,與杭州、深圳這些城市相比,廣州更難迅速決策,并作出創新。”

    在廣州的官方報道中,市場主體、民間投資、科研力量都是廣州創新的基礎。但林江仍認為不夠——創新資源有了,廣州需要從機制上作出改變,形成推動創新的力量。

    如今,廣州已經等不及了。魏達志曾直言,廣東省希望從貿易大省到貿易強省過渡,“廣東成為貿易強省的基礎性支撐的東西已經沒有了,不要夢想,出口的產品大幅度下滑,進口也沒你什么事,還能成為強省嗎?”

    不久前,廣州出臺“直播電商之都”相關意見,計劃在3年內孵化1000個網紅品牌、培訓10000名帶貨達人。與此前“網紅城市”爭奪中亦步亦趨的姿態不同,廣州幾乎是全國首個提出這一定位的城市。

    2019年GDP數據公布,重慶與廣州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追兵漸近,廣州需要有新的措施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

    “廣州缺的從不是喊出定位。”林江說,“關鍵是如何行動。”

    責編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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